与上官正义聊天的上午，他刚刚收到警方“公民个人信息泄露”的案件受理回执。

　　今年3月，上官正义在网络上举报公立医院医生协助机构进行非法。在此之前，最后的分娩环节大都在私立医院进行，但这次，通过上官正义提供的证据，一条涉及到公立医院的地下产业链渐渐浮出水面。

　　伴随事件发酵，他在公安系统内的《户籍人口基本信息》以截图的方式在网络上扩散。除了常见的电话骚扰与恐吓，他和家人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。据他调查，这些恐吓电话大多来自一个叫“XX好孕”的机构。

　　这次信息泄露让他有些紧张，以至于我们的采访推迟了几次，他解释说：“我不知道他们还会做什么，也害怕影响到你们”。

　　上官正义从2007年开始关注拐卖儿童事件，目前已经自费近50万元进行打拐行动，协助各地警方解救被拐儿童百余名。

　　这两年，他频繁登上热搜。无论是2023年举报襄阳等地医院伪造新生儿出生证明，还是这次揭露江西公立医院医生为产妇分娩开绿灯，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的愤怒。

　　那个上午，我们从最近发生的医院事件聊起，听他讲了讲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，以及藏在故事背后，他的犹豫、挣扎与选择。

　　当上官正义一点点拿出自己在机构卧底掌握的证据时，他们承认，每次结束之后，中介都会以送水果的名义，在果篮里面藏着钱，作为“辛苦费”。

　　江西宜丰县人民医院的吴医生先后接待了4个产妇，每个产妇出院，吴医生可以收到4000元的现金和其他礼品，合计1.8万余元。在这一环，她主要做的是帮忙办理入院手续，然后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。

　　根据上官正义的调查，产妇的住院手续一般是家人帮忙办理。中介可能会拿着客户的身份信息办理住院，实际入住的却是妈妈。一些医院住院时没有人脸识别，身份核实主要依靠主治医生辨认。

　　按流程，如果医生发现入院手续与病床上产妇不是同一人，应该上报给医院处理，但收到“好处”的医生选择沉默，有时候还会帮忙办理入院手续，一路大开绿灯。

　　就像吴医生，她知道这些产妇有些奇怪，“没有老公陪，都是一个女伴，而且都不走医保，全部自费”，但她觉得，“就算不通过我，她们也会来这里生，这是医院入院时的漏洞”。

　　在医生的协助下，产妇拿着客户的身份证生孩子，的孩子也拥有了一个“干净”的身份。在上官正义看来，这是拐卖儿童行为在网络时代的一种迭代。

　　“今天，那种传统的、在大街上把孩子拐走的拐卖行为已经很少了，但一些家庭对孩子的需求没有减少，所以出现了网络贩婴。”

　　机构会提供一整套服务。比如单独售卖出生证，或是通过做亲子鉴定、报假警等方式来洗白孩子的身份，“你找过去说孩子是买来的，人家证件都是全的，反而是你没有道理了。”

　　在我国，本身是非法行为，但背后涉及到的贩卖人口是犯罪行为，这也是上官正义关注非法的原因。

　　在中介群里，他常常看到一些广告：“双胎男宝现31周，客户只要一个，另外一个外送，需要领养的私聊……”

　　上官正义解释说，有些机构可能会故意在产妇的肚子里放两个孩子，再跟客户说“运气好，怀的是双胞胎”，如果客户坚持自己只能养一个孩子，那么另一个就会在网上被卖掉。

　　“卵妹”，地下市场中的供卵者，通常以学历、长相和身材被中介和客户挑选。曾有卵妹告诉上官正义，她们在被取卵前会被打入刺激卵泡成熟的药剂。

　　“本来一个月成熟一颗，现在要让你一个月成熟十颗，然后一次性取出来十颗，甚至更多……有些取完提前绝经，有些导致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。卖卵的无良商家会一次性取很多，不顾人死活。”

　　“她们年纪小，怀孕之后自己也慌，大着肚子跑到医院里就被中介盯上了。中介告诉她们：‘你这么小不能堕胎啊，你生下来，我给孩子找个好人家，到时候人给你一些医药费，你还能把身体好好养一养。’其实孩子就这样被高价转手卖掉了。”

　　这成了现在“网络贩婴”的主要趋势。在很多人看来，未婚先孕的妈妈通过这种方式“解决了麻烦”，不孕不育的家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孩子，两全其美。

　　当许多人都在追求一个“正确的结果”，澳博体育app上官正义坚持认为正确的过程更加重要。

　　“只要孩子出生，就不能想不要就不要，更不能让孩子成为中介敛财的工具。这是我们对待一个人，而非一件商品的底线。”

　　上官正义每天会收到上百条与拐卖孩子有关的线索，但在网络上，总有人会因为种种原因故意提供假消息，他需要一条条核实信息的真实性，“这是最基础的一步”。

　　邻居之间吵架，为了报复就告诉寻亲家长，隔壁家小孩是拐卖来的，结果警察带着家长折腾了一番，最后一无所获。“这种情况，我们甚至无法追责，还要感谢人家提供了线索。”对于寻亲的人来说，哪怕是假线年，陈可辛导演电影《亲爱的》上映，引发大众对于“寻亲”话题的关注。故事原型之一孙海洋（2021年孙海洋失踪多年的儿子孙卓被找到）当时收到一条线索，说福建某镇上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，可以确定是买来的。

　　为了帮助孙海洋寻子，上官正义一行人去到当地，发现镇上的居民对买卖孩子的话题毫不避讳，一个大姐告诉上官正义：“现在的行情，男孩大概十来万，女孩四五万。”连小孩也能聊上几句：“有个娃娃3岁就被卖掉了，澳博体育app那些人经常打他。”

　　有的是通过医院开具的原始出生证明，直接到派出所上的户口；有的是用DNA亲子鉴定书换取的出生证明；还有的是通过非亲属投靠程序上的户口——这个程序原本是为了避免农村中有孩子没能在医院出生、无法开具出生证明设置的。

　　这让上官正义意识到，如果能从医院买到出生医学证明，来历不明或者被拐卖的孩子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合法身份，那么警方和孩子的亲生父母将永远无法找到这个孩子。

　　从那之后，他的关注点从拐卖儿童转移到了“贩卖户口和出生证明的地下黑市中”。

　　这些交易通常在网上进行，生意遍布全国。上官正义开始更频繁接触到中介和卖家，他需要在前期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证据。

　　在这个环节，他常常扮演各种身份，演得最多的就是“富豪”：出行打“飞的”、住当地最贵的酒店、请人吃大餐、衣服也都是名牌……这些支出“没人给报销，回家自己都不敢算钱”。

　　有一次，上官正义遇上人贩子刚生了一个孩子，他为了获取对方信任，托人从上海买了一箱六罐进口奶粉和品牌的儿童服饰。“七千多块钱吧，那不是最好的奶粉，但对我来说已经很贵了，我觉得已经达到有钱人的标准。”

　　好在那次，人贩子也觉得上官正义是有钱人，放下了戒备。上官正义顺利拿到了证据。

　　以前，上官正义还会认真统计每次行动的开销，现在“已经不能去统计，也不想去统计了”。他直言，这些钱不是为自己花的，如果算得太清楚，可能是不小的伤害和打击。“不统计花了多少，我还可以继续做这件事，如果统计了，我应该会有很多其他的想法”。

　　上官正义说，自己小时候曾梦想回家乡盖一栋小洋楼。“那是一幢最漂亮的小洋楼，每天工作筋疲力尽之后，我回家看着存折上的数字，就在想，小楼要铺上什么样的瓷砖。”

　　等上官正义开始做打拐志愿者，小洋楼的梦想已经越飞越远了。他现在靠着教小朋友练习书法挣钱，偶尔还需要从妻子那里拿钱去“打拐”。

　　“上官正义”只是他的化名。2008年，大家都在玩QQ，他也给自己起了一个昵称，现在想起来“就是随便起的，没有任何针对性”，只是他“希望自己保持的一种状态”。

　　这是一个行走在暗处的人，目前还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实相貌。当媒体和公众的聚光灯打在他身上，“打拐英雄”、“当代侠客”的标签与质疑、诋毁的评论几乎同时来到。

　　他曾经被评为2010年CCTV《感动中国》候选人，私信里却经常看见陌生人的诅咒和谩骂。不得不承认，他并没有得到那种所有人都会羡慕的“好名声”。

　　被问到做这件事情的动力，上官正义直言不讳：“一开始是一种巨大的虚荣感，我想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，想要解决问题。”

　　为此，他可以保持高度的自律，强迫自己去处理纷繁复杂的线索，坚持过程正确的同时，他希望，“这件事一定要有结果”。

　　经常有人问上官正义，是不是小时候被拐卖过，才会执着于打拐这么多年。这样的问题背后有一个预设：人只能以自己为中心，我们无法关注和自己的生活完全无关的人。

　　但是在上官正义身上，我们看到了这个预设的另一面：有一天，你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可以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。

　　1997年，上官正义的老家第一次通电。因为想要吃一口肉，他梦想长大之后当一名屠夫。上小学时，他每天中午跑六七里路回家，匆忙烧饭，吃完饭再赶回去上课。

　　等到上初中，连这样在来回奔跑中完成学业的机会也没有了，因为家里交不起80多元的学费。上官正义很希望当时能有个人来帮助自己，但是这个人一直没有出现。

　　只有一次，隔壁邻居见他在家干活，随意问候了一句：“你怎么不去读书啊？你该读书啊。”那句话，上官正义一直记到现在。“我知道，他可能只是寒暄，但对我来说是那么贴心和温暖。”心里很苦的人，只需要一点甜就可以被填满。

　　等到2007年，上官正义已经外出打工多年，“路越走越宽”，成为一名跆拳道教练，月收入能达到两三万元，年少贫困的生活已经成了回忆。

　　“那两个孩子，一个六七岁，一个四五岁，看到街上一男一女过来，他们就冲上去，小个孩子拉着人家大腿，大个孩子在旁边推销，‘哥哥，给姐姐买束花吧，姐姐这么漂亮’。澳博体育app那男人比较暴躁，一脚把孩子踢开。孩子爬起来也没哭喊，就去找下一个目标。”

　　因为好奇，他追踪了这两个孩子两个多月，才知道他们都是被亲生父母出租给同村人“谋生”的，一年的“租金”是2000元。

　　也是那一年，他走上“打拐”之路。他告诉我，自己接触到的案件，与其说感动，不如说是一次比一次震撼。

　　他在广西见到过少女小青（化名），当时她只有17岁，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12岁时，小青被一个40岁的男子“领养”，13岁生下一个女儿，15岁又生下一个孩子。

　　“我见到她时，她自己看起来都还是个孩子，个子瘦小，头发蓬乱，衣服和脸都很脏。读不了书的我还能得到别人的安慰，可她能向谁抗议，能把悲惨的命运说给谁听？”上官正义想要帮助她，就像在帮助小时候的自己。

　　从传统拐卖到网络贩婴，他的工作方法并没有太大区别。首先通过网络关注和获取相关信息，再甄别判断信源的真假。只有在确定信息的真实性之后，上官正义才会继续推进、卧底取证，最后交给有关部门进行打击。

　　他反复强调，自己只是普通的志愿者，与老百姓拥有的权利一样，不能越界。但“只要这条路上有人在关注和行动，某些事情的推动和改变就有希望”。

　　靠着“共情和不忍”，上官正义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，也见过太多悲伤和黑暗的故事。当被问到“做好人和坏人，哪个更容易”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坏人我也没做过，没有发言权，但做好人是挺难的。”

　　对上官正义来说，成为“好人”最大的代价是花钱，其次就是“失眠”。当好几条线索同时跟进，接触到的人也都在凌晨和半夜出没，他的作息变得混乱，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。

　　失眠期间，他吃了很多药，也尝试去看医生，后来强迫自己晚上11点之后不工作，花了一两年时间才调整过来。也是因为压力大，除非特殊情况，上官正义不会和寻子家庭正面接触，担心“带给他们虚无的线索和希望”。

　　现在，上官正义偶尔还会收到粉丝的私信，提出要跟着他一起干，但他都没有答应。“我知道这里面的危险，如果多带一个人，可能还没法保证他的安全。”

　　在成为打拐志愿者前，上官正义曾参加过义务反扒，见到过其他反扒队员的“困境”。很多事情，做好了是“见义勇为”，做得不好就是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。

　　曾有反扒队员把路人认作扒手，对其面部和身体踢踹，导致路人多处骨折，最后被判故意伤害罪，拘役6个月。

　　出自正义的举措也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，上官正义知道，如果他希望继续做这件事，就要摆正自己的位置，“最重要的是懂得法律层面的分寸，保持冷静”。

　　上官正义也解释不清自己的目标。这件事继续做下去，大概率也不会迎来一个崭新的世界。就像“他们曾经在大街上拐小孩，现在在网络上卖小孩”，背后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，但“还得做下去”，因为“你面前的这个孩子是重要的”，哪怕他/她与你无关。

　　4月8日，上官正义收到了警方的通报：在这次举报公立医院事件中，获取他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进行传播的人已经被抓获。但他仍在喊话相关部门，想知道为什么他的身份信息会外泄。